方艙日記:夢里,我的血被制成了特效疫苗
2020-03-03來源:澎湃新聞
       半夜兩三點醒來是常事。摸到手機,李昕給好友發微信:“緊張怎么辦?你安慰安慰我。”對方正在熟睡,她當然知道。只不過白天緊繃的神經一松,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援鄂醫療隊女醫生的擔子卸下,她開始憂心女兒的學習、母親的糖尿病和自己的安危。被壓下去的焦慮、懼怕和孤獨,又冒了出來。

       李昕打開手機里穿脫防護服的教學視頻。示范的醫生曾抗擊埃博拉病毒,現在在金銀潭醫院救治重癥新冠患者。對方每示范一遍,她就在腦海里演示一遍,直到睡去。醒來的時間是不固定的。其他醫生生病、摔傷、剃頭刮破皮膚或者臨時沒找到裝備……李昕隨時會接到臨時值班的電話。

       武漢東西湖方艙醫院(又名武漢客廳方艙醫院)醫護人員每6小時換一次班,8至14點為早班,接下來是午班、中班和夜班。每個人相鄰兩次值班的時間通常間隔24至48小時。來回路程、穿脫防護服、交接班和回酒店消毒,算上這些時間,醫護人員得提前2小時準備,延遲2小時休息。如果值早班,李昕得清晨6點起床。值完中班,她凌晨四點才能躺在床上。夢里,她的血被制成特效疫苗,就連重癥患者打了也能好。最后一個患者笑嘻嘻打完后,方艙空蕩蕩,醫護人員全都放假回家了。


李昕女兒畫的卡通畫,希望媽媽能治住新冠病毒

       裝備

       早班的鬧鐘會在6點將李昕從夢中喚醒。窗外昏黑一片,封城的武漢少了煙火氣,也沒有汽笛聲。她習慣把這個位于東西湖區酒店九樓的房間稱為“家”:比起方艙醫院,這里讓她感到更安全。“家”里沒有早飯,為了避免上廁所和低血糖,她沒喝水,干咽了兩個小蛋糕。防護用品有備無患,她左邊口袋裝著小瓶消毒水和眼藥水,右邊口袋里是口罩和抗病毒口服液。她這邊把衣服塞得鼓鼓囊囊,用20個發卡固定好碎發,帶上口罩,套上膠鞋,下了樓。

       此時的武漢,道路空曠而冷寂,車里的醫生坐在一起,忍不住“提前上班”:A患者本該兩天前做的核酸檢測遲遲未做,B患者因為老公去世在晚上大哭但抵觸心理醫生,C患者想看CT片子可方艙當時只能出具結果報告……近20分鐘后,車停了。東西湖方艙醫院二三十米外,淺咖色的醫用帳篷緊挨著。一街之隔,收治重癥患者的金銀潭醫院正俯視這片低矮建筑群。


走進方艙時,醫護人員感到金銀潭醫院在背后給自己施壓:如果患者病情加重,很快就會進入更危險的境地

       李昕記得,2月5日,她和同事花了3個多小時搭建這些帳篷。那時,艙內的電路和通風設施還在建,沒有隔板。看著密密麻麻的病床,她聯想到新冠病毒,頭皮發麻。


方艙醫院里滿目皆床

       李文亮醫生在2月7日凌晨離世,這則噩耗加深了李昕的不安。當晚,東西湖方艙醫院收治患者,她被安排在2月8日凌晨進艙。“要進去打仗了,突然緊張起來,萬一我有什么,女兒您幫我照顧,她做您女兒,我放心。”她發消息給女兒的班主任。她告訴了父親自己兩張銀行卡的密碼,說把錢留給女兒上學。“媽媽如果不在了,要照顧自己,已經是少年了,錢留著上學時候用,不要亂花。”她又叮囑女兒。

       女更衣室帳篷里,她把手機放進儲物柜,換上單薄的綠色手術服,頂著寒風往入艙口奔。東西湖方艙醫院分為A、B、C三塊區域,各有一個入艙口,艙口前都設有一個帳篷。每個艙每次輪班,都會有5位醫生和近20名護士進去穿戴防護用品。開艙之初,防護用品比較緊張,醫護人員得適應不同規格的物資。綠色醫用N95口罩第一天就被用空,只剩下了不防噴濺的白色N95口罩。再過幾天,頭掛式的口罩變為了耳掛式,像李昕這樣耳朵比較軟的人戴久了會脫落。領隊也急壞了,連夜聯系一家乳制品企業拆了牛奶箱的提手,用提手兩端勾住口罩帶子固定。

       李昕第一次入艙時,帳篷還沒有鏡子。她按照腦子里記住的步驟,依次戴上口罩、手術帽,穿上藍色隔離服、白色防護服,再戴上護目鏡、面屏,套上手套和腳套。換口罩時,她怕交叉感染,跑到帳篷外頭,在空曠處深吸一口氣,再拿新的戴上。沒辦法檢查安全性,她也不敢進艙。幸虧一名曾經當過護士的志愿者過來,幫她整理碎發,檢查口罩和護目鏡的密閉情況。


醫護人員正在穿防護服。其中一位的衣服上寫著“春天來了”

       后來,這個帳篷設置了物資管理員。有些女護士的耳后被口罩皮筋勒破皮,或是額頭及鼻梁被護目鏡壓傷,能找管理員要“安普貼”。貼上這種水膠敷料,進艙后創口不會直接接觸到汗水,不會感染。負責物資管理的護士尤儷雯記得,幾乎每個要“安普貼”的人聲音都很小,沒什么底氣,仿佛是討要一種“奢侈品”。能箍緊衣袖的外科手套、質量好的靴套、加大碼的防護服,能領到的人都無比珍惜。有次,一個女護士不小心把領來的N95口罩掉在了地上,盯著地上,半天沒開口再要。尤儷雯再給了一個,對方連連說了好幾聲謝謝。大約半小時后,互相在防護服上寫好名字的醫護人員相繼入艙了。

       戰場

       穿過最后一道門,李昕進入她的戰場。A艙滿員后,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援鄂醫療隊被安排至B艙,和寧夏、廣東、新疆等地的援鄂醫療隊一起搭班。李昕每班需要負責B艙B廳中的115個患者。此外,她還要“包干”10位患者,不值班時也要用電話和微信問診。

       她此前經過的清潔區、潛在污染區、污染區由三個小房間充當。病毒會隨對流的空氣傳播,所以房間只能單門開。交班像是坐過山車,平穩地溝通病情一陣,又突然接到個棘手難題。有患者的丈夫去世,一直哭嚎,上個值班醫生會讓她聯系心理醫生。有患者狂躁地要求知道核酸檢測結果,她也需要在查房時進行安撫。


李昕(藍衣者)在和上一班的醫生交班

       8點20分,李昕走到918病床前,開始查房。確診幾天?現在哪里不舒服?核酸與CT做過幾次了?藥還夠幾天吃?同樣的問題,李昕要問每個患者一遍,用紙筆記錄下來。病人都醒了,看見李昕,立馬從床上坐起身。不管是發燒、腹瀉、胸悶、缺藥,還是口罩戴久了鼻腔發熱、隔壁床打鼾影響睡眠,患者都會細細說給李昕。

       新冠肺炎沒有特效藥,大多時候,李昕做的多是采集病史和傾聽寬慰。“這個病毒比較詭異。”李昕了解到,很多患者都不清楚自己是被誰傳染。一名家庭主婦告訴她,自己出門買了瓶醋,印象中沒跟任何人有一米內的親密接觸,回家就開始咳嗽了。作為從醫16年的心內科醫生,她發現,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率普遍升高。她負責125個患者,其中有二十幾位分別患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冠心病患者,她可以作出針對性的診治。病床是由志愿者鋪的,白色的床品變成了花花綠綠的。穿過病床時,會有患者撩起床單,從自制的簾子探出頭來。

       “不好意思醫生,我這兩天心跳特別快,稍微一動就到120怎么辦?”一位年輕女孩忍不住“插隊”。“你有甲亢沒有?”透過起霧的護目鏡,李昕依稀看見女孩眼睛有點凸。女孩稱,自己患過甲亢,但已一年沒有復查。應激可能刺激甲亢復發,李昕建議她每天吃一片降低心率的藥。女孩想吃幾天緩解后停藥,李昕連忙勸“千萬別減,減了跳得更快,出院了,家里人團聚了再減,好不好?”剛查過的一個患者跑來,問她自己怎樣才能出院。旁邊幾個病人也悄悄圍了過來,都在等著李昕的回答。

       事實上,方艙的醫療設備是逐漸配齊的。最開始,艙內只有一臺移動車載CT,一天最多能給30個患者拍片,而且艙內醫生只能看到CT報告、無法調閱片子。現在,CT增設了一臺,醫生可以對比片子判斷病程。搶救設施也從寥寥幾個氧氣瓶,變成了呼吸機、除顫儀、心電監護等齊全設備。李昕解釋,只有核酸檢測顯示陰性才能做CT。CT結果正常后,患者如果核酸檢測再是陰性,病程和癥狀符合規定標準,才能出院。核酸檢測會出現一定的假陰性率,有些患者前后兩次結果常常一陰一陽。按照這套出院標準,患者得多些耐心才行。“這是現在臨時搭建的醫院,請你理解。”李昕重復這句話。

       “歷劫”

       在李昕的“作戰規劃”里,目前艙內約1400名患者趕緊出院,再收進來一批新的。這樣正常周轉三遍,這個戰役就差不多能勝利了。穿著密不透風的防護服,李昕在開著24℃暖氣的艙里不停地走,一身大汗。不斷有床位靠后的患者等著急了跑來等著,或者前頭查過的患者過來催藥。有的患者去辦公室找不到她,兇完護士又焦急地過來催問結果。戴著口罩說話聲音悶著很難被聽清,有患者喜歡湊到李昕耳邊說話。靠太近有感染風險,李昕拉開距離,被防護服裹著大聲說話。嘴越來越干,不停說話時唇部皮膚有拉扯感。口罩和護目鏡壓住鼻子,用嘴呼吸一口,連口腔都變得干燥。滿身的裝備像是枷鎖。

       頭戴式口罩的皮筋沒有拉到頭頂,邊走邊往下滑,她也沒法用手觸碰,只能保持頭部僵直。護目鏡太緊,勒得有些大腦缺氧。流鼻涕也不能擦,掛不住了再吸一下。憋尿是常有的事。有的護士甚至會因為憋尿太久而尿血。身邊有患者和其他醫護,即使穿著尿不濕,李昕也不好意思尿,怕防護服破掉,也不太敢做蹲下的動作。實在憋不住,李昕會在路過隔板時站定尿一次。遇上生理期,女性醫護人員“像是歷劫”。經血不受控地流到衛生巾上,平常3至4小時能更換一次,進方艙前后近10個小時,血又漏到安心褲上。走起路來,像是穿了一條黏糊糊的血褲。

       不停把藥發到患者手里,處理醫囑,給患者辦入院和出院手續,記錄患者沒洗發水等瑣碎問題……護士有時比醫生還要忙碌。不吃不喝體力不支,再加上痛經,曾有生理期的護士暈倒在艙內。3小時后,等最后一個病床的患者說完“謝謝李醫生”后,李昕回辦公室坐下開臨時醫囑。護目鏡起霧,涂了沐浴液、碘伏消毒液也撐不了多久,只能360度轉頭尋找沒有霧的角落。看電腦屏幕更是讓人眼睛發暈。李昕把查房收集的開藥、開檢查、身體不適等情況錄入。手指戴著兩層手套,汗水黏糊糊的,打字成了很痛苦的事。


查房的李昕

       查房時不在的患者會過來補充情況。還有許多患者喜歡溜達,路過一次辦公桌就催問李昕一次檢驗結果。護士會帶著患者做呼吸操,分散他們注意力,被“解救”的李昕就抓緊時間敲醫囑。



 
       李昕(藍衣者)在電腦上敲醫囑。桌上擺著一瓶給病人喝的水。李昕自嘲“我們眼里只有酒精,沒有水”。有次,一位患者站在辦公室門口,遠遠地叫她“李醫生”。那個阿姨的親人都在隔離,只剩兩個85歲以上的老人待在家中。因為胰島素筆里的筆芯只夠兩天的量,實在沒辦法才找她求助。怕傳染病毒給她,寧愿隔著距離大聲說話。
       
       “她是沒辦法才會來找我的。所以我一定要盡全力幫她。”李昕的母親也患有糖尿病,沒有胰島素會酮癥酸中毒。臨行前,她讓母親儲備了幾個月的藥物才放心離開。方艙醫院糖尿病人不多,她問遍整個方艙的醫療隊,打電話給藥物調度員,經過兩天,給阿姨找到了配對的筆芯。后來,她將阿姨轉到了定點醫院。“恭喜你,可以出院了。”將近11點,方艙廣播里響起5個人的名字。所有患者一起鼓掌。李昕聽到里面有個她負責病區的患者,托護士讓那位女患者等她把出院小結送過去再走。等她再去時,病床上只剩下女患者的棕色羽絨衣。“簡直是拔腿就跑。”李昕樂得像打了勝仗的將軍。

       突發

       計劃外的情況隨時出現。方艙的深夜不熄燈,明亮如白晝。李昕第一次值班那天,社區凌晨還在往方艙送病人。方艙醫院臨時決定,先讓所有患者進艙睡覺,第二天再補辦住院手續和開醫囑。李昕所在的A廳離通道最近,患者進門就躺上空床,不到一小時,她所負責的區域一下就住進了180多位患者。

       凌晨2點35分,一名A艙A廳24床的患者突然呼吸困難,血氧飽和度降到89%。李昕急得后背冒冷汗。辦公室墻上的聯系電話,她一個個打過去,轉診電話忙音,終于打通了調度電話,但對方又說晚上無法轉診病人。再跑回患者床前,他已經喘得厲害,無法躺平了。“沒法搶救啊。”李昕回憶,當時艙內沒有氧氣瓶和呼吸機,萬一患者不行,只能靠心肺復蘇。她站在那,像個沒有子彈的士兵。

       一位夜間巡回的護士長“救”了她。一個100多斤的藍色氧氣瓶,被護士長從艙外的搶救室一路滾來患者床前。等到3點半,兩人終于給患者吸上了氧。半個小時候,患者的血氧飽和度升到94%,李昕才松了口氣。緊接著,36床的患者體溫升至39.9℃,李昕又回到緊繃狀態。當時許多藥物還無法及時拿到,只能進行物理降溫,拿冷毛巾敷在患者額頭上。李昕守著,等到這位22歲的患者體溫降下來再離開。喊聲、哭聲也是一種警報。

       曾有位感染新冠肺炎的精神科醫生,在病房激動地喊叫。見到她和另外兩位醫生,那個男人“撲通”一聲給他們跪下,甩出兩本醫生證件,說自己沒有發熱但測出核酸陽性,哭訴自己沒病,請求出艙。隨后兩天,盡管他仍然覺得自己沒有感染新冠肺炎,但也逐漸接受了艙內的生活。一個失去丈夫的女人晚上突然哭起來。李昕到時,女人頭發亂作一團,淚水滴到口罩里。病友遞給她紙巾,女人也不伸手接。李昕問她喝不喝水,也不理人。“想哭就哭吧。”李昕杵在那,聽女人哭喊。丈夫患重癥新冠肺炎,就在對面的金銀潭醫院離世,人走了,她連最后一面也沒見上。20分鐘后,女人哭累了,把頭蒙到被子里,露出一只眼睛。看女人閉上眼,李昕走開了。到了后半夜,她躡手躡腳再去時,女人已是一副熟睡的樣子。等第二天心理醫生馮強進艙詢問,女人對他哭泣,但已經不承認丈夫去世了。


方艙外的日落時分

       慌忙之中,李昕的鞋套在艙內掉過一次。這種“瞬時裸奔”的情況可能是致命的。她站在原地不敢再走,一個寧夏的護士看到了,趕快去辦公室給她拿來酒精緊急消毒,找了個醫用垃圾袋套上應急。脫防護服比穿要更嚴謹,這是所有人的共識。出艙的醫務人員通道分為緩沖區、一脫間、二脫間和三脫區。兩個安保人員守在出艙口,每次只能放兩個人。有次來接班的醫生找不到鞋套遲來了,李昕在集中出艙的護士后面排隊,等了兩個多小時。

       緩沖區沒有燈,漆黑一片,為了防止氣溶膠傳播病毒,要站定一刻鐘才能進入一脫間。動作要輕緩,步驟順序錯了,危險就會到來。放醫療廢物的垃圾桶堆滿了,多的垃圾堆得人高。靠近時,李昕只能屏息。遇上手部消毒液、口罩被拿完的情況,人相當于被“卡住”,既不能退回污染更重的區域,也不能把病毒帶到清潔區。印象最深刻的那次,李昕站在那,等了半小時管理員才把外科口罩拿來。三脫區的門是敞開的,風灌進來,已經脫掉防護服的她冷得打哆嗦。

       喘息

       重壓之下,李昕偶爾也會與艙內的工作者聊天,在艙外放松。夜班時,患者大部分都睡了。沒有暖氣的那幾天,李昕挨著電暖爐,坐在凳子上稍微打個盹。武漢下雪那天,同事在群里說“寒流來了記得添衣”。李昕穿上保暖內衣,但艙內暖氣調高了溫度,熱得她全身汗濕,“感覺都要人間蒸發了”。她從患者通道往艙外走,去透個風。

       出門左邊是廁所,右邊是洗漱臺,中間是露天的走道。夜里人很少,兩個男清潔工看見她,幫她搬了把椅子。“你現在燥熱,別說話,坐下來。”兩人看見李昕身上寫著“湖北媳婦”,跟她拉了些家常,說了聲“謝謝你來武漢幫忙”就走了。黃微1990年出生,是武漢市東西湖區城市管理執法局的一名清潔工。為了不讓排泄物漫出,他每天要和同事工作4個多小時,清理10到12噸的排泄物。“糞便的味道穿過口罩直刺鼻喉,口罩似乎還放大了這濃烈的氣味,只叫人惡心想吐。” 黃微忍受著這種“永生不忘”的味道,在防護服的束縛下消毒、抬水管、吸糞。

       防護服并不防水,可沖廁所、消毒都要跟水打交道。吸糞時也會有尿液濺到身上。盡管聽說病毒可能通過糞口傳播,但黃微覺得,也沒必要太過害怕或者計較這些事情,“醫生都勇敢沖在前面呢”。從艙外回來,李昕到處轉轉,偶爾會看見守著進出通道的安保蹲靠著墻打盹。曹懷應屬于因“封城”回不了家的人。看到方艙醫院招募安保的信息,35歲的他和同事從公司宿舍來這里報了名。“就像在家里面一樣,反正有你忙不完的事。”6個小時的值班時間里,曹懷應有時運送物資,坐崗守門,無聊了就去給飲水機更換桶裝水。

       一個患者因為看不慣另一個患者往埋著電線的溝里倒水,吵了起來。旁邊勸架的人喊“四面八方的人來支援我們,再吵要丟武漢的臉啦!”他看見了,趕忙把兩人拉回自己床位。方言是最困擾他的事情。方艙里頭老人多,有次,一位老太太向他要家屬送過來的東西,可他并沒有收到。老太太聽不懂他的普通話,說著一口方言,跟在他后頭嘀咕了半小時才離開。大多數,曹懷應都會收到一句“謝謝,辛苦了”,覺得自己來做志愿者也不算白來,“最起碼別人知道你辛苦,知道你累”。

       對于李昕來講,累著從艙里出去是件令人愉悅的事情。外面的空氣無比清新,回到酒店摘下口罩,一口氣喝下出門時剩下的半瓶可樂。那一瞬,她覺得健康活著的感覺真好。不用值班的時間,她會寫一些工作心得,寫累了就在房間里跳鄭多燕的減肥操。看著酒店下的籃球場,想象在那跑上一圈的滋味。有的護士在隔壁跳舞,發抖音視頻給她看。房門是開著的,大家可以站在自己房門口戴著口罩聊天。


從酒店窗戶往外看,足球場和籃球場顯得格外“誘人”

       第一天剛到武漢的時候,李昕因為前一天還在上班,來不及回家收拾行李,只拿了醫療隊發的箱子。陸陸續續地,社會捐贈的物資越來越多,李昕的房間里多了指甲剪、餅干蛋糕、洗發水、衛生巾、熱水袋。“家里吃的用的挺齊全了,感覺我可以跟對面小賣部老板PK一下。”李昕說。她最憂心的還是女兒的學習。在她看來,四年級是個分水嶺。班級群里,許多沒有外出工作的家長都發了輔導督促孩子學習的時間表。“人家在家放假三個月了,天天有人有專門盯著學習,我就覺得我女兒輸了,落下了好多。”家里老人管不住孩子,老公剛從外地回來正在隔離。夜深人靜時,她成了一個普通家長,在焦慮中睡去。


       再次醒來的時間仍是不固定的。肯定的是,醒來之后,她又要再次抵達方艙。元宵節那天,父親給李昕發了一張他和李昕女兒的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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